永遠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的最前線

前言FOREWORD 今年10月12日，是彭真同志誕辰120周年紀念日。彭真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國務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他一生為實現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始終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的最前線，頑強拼搏，不懈奮斗。他的英名連同他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永遠鐫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里。

目錄CONTENTS

從農家子弟到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

從農家子弟到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1902年10月12日，彭真同志出生于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今侯馬市）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原名傅懋恭。他在歷史的動蕩巨變中度過少年時代，受到底層艱苦生活的洗禮，立志“鏟除不平，匡扶正義”。 1922年進入山西省立一中后，他在高君宇、賀昌等同志影響下，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確信“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是最后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歷史自己的道路，無產階級的道路，也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他決心走這條路，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23年5月，彭真同志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4年夏，彭真同志參與籌建山西省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中共太原支部，任組織委員， 成為山西省共產黨組織的創建人之一。此后，他擔任共青團太原地委書記、中共太原支部 書記、中共天津地委組織部部長等職，先后在太原、石家莊、天津等地，組織領導工人運 動和學生運動，開展國共合作工作。

從農家子弟到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大革命失敗后，彭真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順直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等職，是黨在北方地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白色恐怖的嚴酷環境中扎實工作，深入工人群眾，有力促進了革命形勢的恢復和發展。 1929年由于叛徒出賣被捕，他在獄中不懼嚴刑拷打，秘密建立黨支部并任書記，堅定、機智地領導開展獄中斗爭。 1935年出獄后任中共天津工作組負責人，1936年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組織部部長等職，并直接領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工作。他堅持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批評和糾正關門主義等錯誤傾向，為恢復和發展北方地區黨的組織，開創白區工作新局面，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做了大量重要工作。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彭真同志參與部署黨在北方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他強調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提出“只有在與敵人的斗爭中”才能發展我們的力量的重要觀點。 1938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后為晉察冀分局）書記，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基本政策，同聶榮臻等同志一起，領導、發展、鞏固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使其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

從農家子弟到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1941年，彭真同志到延安，向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匯報晉察冀邊區各項具體政策及黨的建設經驗，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他的匯報，稱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此后，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等職，參與領導延安整風運動。 1944年，他參加黨的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作出重大貢獻。 1945年，在黨的七大和七屆一中全會上，彭真同志當選為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8月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后，為實現黨的七大關于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彭真同志赴東北，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兼東北人民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第一政治委員，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等職。彭真同志主持東北局工作期間，在矛盾錯綜復雜、形勢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嚴肅執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同志的決定、指示、命令，堅決粉碎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進攻，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迅速擴大部隊，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從農家子弟到投身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革命家1947年，他回到中央，任中央工委常委，并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指導晉察冀工作。 1948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12月兼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參與領導接管北平工作。 1949年9月，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彭真同志歷經新民主主義革命各個時期，在殘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 從一個黃土地上的農家子弟成長為堅定的革命家，為中國革命的勝 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作出了卓越貢獻。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擔任黨和國家 重要領導人及北京市主要領導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及北京市主要領導其間，自1956年9月黨的八屆一中全會召開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中央書記處協助鄧小平同志負總責，并分管統戰、政法和港澳工作。同時，他還擔任北京市委書記、第一書記，長期兼任北京市市長等職務。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及北京市主要領導他高度重視黨的建設，抓住執政黨的建設這一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問題，提出了許多具有長遠意義的精辟論斷。他提出要依靠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依靠跟群眾密切聯系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依靠批評與自我批評，依靠制度、法律和紀律的監督來保證黨永不腐化；強調集體領導和堅持民主集中制是避免黨發生嚴重問題的重要保證；指出黨“最高的領導是思想領導”，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提高黨的執政水平的關鍵。他不斷探索和總結新中國政權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對如何建立健全國家選舉制度、代表制度提出了許多重要思想、觀點，為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重要貢獻。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他既愛護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又強調必須也只能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1959年夏，彭真同志在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糾正浮夸風時強調：要把高指標降下來；要千方百計增加生產，千方百計刺激生產。黨中央逐步提出并確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后，彭真同志積極參與研究制定和實施調整工作的相關方針、政策及具體措施，多方協調關系，數次深入北京懷柔、順義、密云等地展開調研，全力做好中央交辦的各項工作，為勝利完成國民經濟調整的艱巨任務作出重要貢獻。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及北京市主要領導他主持北京工作17年，始終堅決貫徹黨中央指示，把中央的方針政策與北京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北京解放之初，彭真同志就明確提出北京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首都建設要“服務于人民大眾，服務于生產，服務于中央人民政府”。他精心布置北京的經濟建設，發展適合首都特點的經濟。從1949年到1952年，北京市工農業生產均獲得比較顯著的發展，國民經濟恢復任務迅速完成。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北京的經濟建設持續突飛猛進，逐漸實現“由消費城市向生產城市轉變”。他親自抓城市建設的總體規劃，提出“城市規劃要有長遠考慮，要看到社會主義的遠景，要給后人留下發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主持制定了城市建設長遠規劃，領導十大建筑的建設和天安門廣場的規劃，推進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古都北京的面貌煥然一新。他高度重視北京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工作。努力辦好高等院校、提高中小學教育質量，大力協調科研院所的建設，提出“發展城市人民大眾的文藝”，要求抓緊衛生醫療機構建設。到1966年，北京已經建設成為具有相當科技和文化水準的社會主義新型城市，為以后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及北京市主要領導但他在逆境中始終堅信真理一定會勝利，相信黨，相信人民。他堅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斗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 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1979年至1988年，彭真同志擔任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等職。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彭真同志作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制定，為推動撥亂反正、確立和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重要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正式為彭真同志平反。

他強調，管理國家一定要靠法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社會主義法制的一個基本原則。他具有豐富的立法工作經驗，曾參加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的制定。1979年2月，他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剛設立的法制委員會主任，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三個多月就主持擬定了我國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重要法律草案。1980年，他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持憲法修改工作。他主持逐條研究起草憲法條文，親自起草了憲法序言；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驗教訓，對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改革政治體制組織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作出一系列新的規定。這次憲法修改的勝利完成，把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推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據統計，從1979年到1988年，彭真同志主持制定的法律88件，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35件，涉及國家機構、民事、刑事等諸多方面，為形成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長期領導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設工作。

他提出：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把國家的、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這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的可靠保證，也是我們國家能夠經得起各種風險的可靠保證。他要求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賦予的職責進行工作，一不要失職，二不要越權，必須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他著力研究并切實采取許多重大措施來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主持、推動縣級以上各級地方人民代表大會設立常委會；實行人大代表差額選舉；將直接選舉人大代表的范圍擴大到縣一級。在這些工作中，彭真同志從提出建議到具體實施，都進行了縝密的理論思考，發揮了關鍵作用。他還提出通過群眾自治實行基層直接民主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群眾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真正當家作主，這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長期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為健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進行了許多開拓性的努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為恢復、健全、加強政法工作殫精竭慮。1980年，他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統一領導審判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他確定“嚴格地把黨內、人民內部的錯誤與反革命罪行分開”的根本原則，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事，保證了“兩案”審判的成功。1980年1月，出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創造性地貫徹黨中央關于政法工作的方針政策，全面思考改革開放形勢下政法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隊伍建設，強調堅持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提出新時期政法工作的根本任務等許多重要的指導意見，大大推進了新時期的政法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長期分管政法工作，為推動政法戰線制度建設和隊伍建設，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堅持黨和國家關于處理黨與黨、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為維護國家、民族的尊嚴和利益，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推動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同志代表黨和國家，參與了許多重大的外事活動。

他指出，要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更好，要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兩手抓。要堅持改革開放，一直到共產主義。在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和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堅持原則，旗幟鮮明，堅決支持黨中央的工作，對黨領導的各項事業所取得的成就給予高度評價。1997年4月26日，彭真同志在北京逝世。病重期間，他對家人說：“我一生無憾，我們要愉快地告別，你們要繼續奮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一系列重大決策制定的參與者和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1988年彭真同志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仍然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

精神不朽，風范永存

彭真同志在長達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百折不撓、鞠躬盡瘁，建立了不朽功勛。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為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樹立起一座精神豐碑。精神不朽，風范永存

精神不朽，風范永存我們紀念彭真同志，就是要學習他追求真理、不忘初心的堅定信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初心易得，始終難守。”彭真同志自青年時期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起，就認準了這個主義和這個政黨。無論處境多么艱難，他始終保持堅定的理想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他說：“如果你下定決心跟共產黨一條心，走一條路，堅決奮斗到底，決不動搖，你就一定會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他一生孜孜不倦學習馬克思主義，晚年還勉勵子女“但愿闔家通馬列，世世代代用不完”。我們學習彭真同志，就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為新時代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不懈奮斗。

精神不朽，風范永存　我們紀念彭真同志，就是要學習他人民至上、一心為民的公仆情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彭真同志在革命戰爭年代就注重“群眾化”，深深扎根人民、依靠人民進行斗爭。新中國成立后，他始終堅持從最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考慮黨和國家的政策。他一再強調“要黨、要政權、要干部做什么？就是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黨，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勤務員。”我們學習彭真同志，就要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始終同人民群眾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風雨同舟、同甘共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