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講話科學解答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明確提出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重大論斷和戰略任務，是指導新時代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的綱領性文獻。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又強調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闡明了構建“三大體系”與“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之間的內在關聯，進一步為新時代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指明了方向。七年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圍繞“三大體系”和“自主的知識體系”構建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總體上講，與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相比，與黨和國家的期待相比，還存在不小差距。如何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闡發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仍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以“中國”為出發點：面向中國自主的社會實踐

隨著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化，任何一個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被拋入西方化的現代進程之中。資本與國家相互媾和，在全球范圍內確立了資本的統治邏輯，而落后民族被迫按照資本的要求和面貌來融入這個“新世界”。于是，從西方土壤中以血腥、骯臟的方式成長起來的資本邏輯，不僅在西方世界取得了絕對統治，也在世界范圍內被作為一種“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強加到落后國家和民族身上。于是，與資本這個“一”相適應的“特殊”的發展道路、經濟政治制度、世界觀、價值觀、文明觀、國際秩序、哲學范式等，被夸大為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甚至是唯一正確的準則，制造出了“現代化=西方化”的敘事神話。從歷史發生學來看，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話語體系是資本主導下的世界歷史發展的客觀結果：它與資本邏輯互為表里，如附骨之疽般根深蒂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人們觀察世界、看待歷史、評估落后民族國家的主導尺度，進而非歷史地把西方確立為書寫世界歷史的出發點。　　

面對現代化的滾滾洪流，中華民族也與其他民族一樣被卷入到世界歷史之中。那么，被動卷入能實現現代化嗎？歷史已雄辯地給出了答案：絕不可能！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必須要走西方現代化道路？歷史也已經雄辯地給出了解答：這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必然聯系！世界歷史的形成和發展的確使現代化凸顯為每個民族國家必須面對的一種普遍命運，但這絕不意味著每個民族國家都必須要走西方現代化道路。要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本源和發展邏輯，就必須從中國自身的自主性和“特殊對象的特殊邏輯”出發，而不是從所謂普遍的抽象原理和外在的西方模式出發。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決中國的問題，提出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要堅持中國人的世界觀、方法論。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　　

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不改變對中國認識的形而上學思維、不改變抽象原則和西方主導下的外部反思范式、不去揭示中國社會現實演變的自主邏輯，試圖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的知識體系就是一句空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加強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加強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以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領域的分析研究，加強對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研究闡釋，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這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著力點、著重點。一切刻舟求劍、照貓畫虎、生搬硬套、依樣畫葫蘆的做法都是無濟于事的。

以“天下”為尺度：世界歷史視域中的中國實踐　　

首先，歷史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具體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歷史條件的多樣性，決定了各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多樣性。”面對現代化的普遍任務，由于具體國情、歷史稟賦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決定了各個國家在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必然是多樣的。以“天下”和“世界”為尺度，就是要超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狹隘視野，把中國、西歐國家、美國和其他民族國家還原為多元世界的組成部分，平等地看待各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而不是把歐美作為世界的“母體”來強制性地“反思”其他國家。西方“市民社會”和西方現代化道路不過是在西方的特定土壤中長出來的“特殊”道路，把它夸大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道路，就犯了西方中心主義和“普遍主義”的錯誤！同樣，中國道路也是在中國土壤中長出來的具體道路，若反過來認為中國道路只是一個“個例”，那就犯了狹隘的“特殊主義”的錯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都是形而上學的思維范式，我們必須堅決拒斥！　　

其次，中國道路與西方道路的本質差異。要總結中國實踐，就必須擺脫“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敘事范式，從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入手，不僅要基于普遍性來認識中國實踐的特殊性，更要從中國的特殊性中發掘出具有普遍意義的一般認知。作為一種后發國家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基因，也充分吸收借鑒了西方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更揚棄了西方現代化的內在弊端，對于解決人類所面臨的世界性問題提供了更值得借鑒的一般經驗和中國方案。西方資本主義是以原子式個人和市民社會為基礎的，而中國社會從來沒有經歷過西方意義上的獨立的市民社會階段。毋寧說，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之所以如此不同、如此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國恰恰杜絕了西方“市民社會”的可能性。資本主義遵循的是以私有制—資本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資本主導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與政治、文明與價值觀、文化與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建構邏輯；而中國遵循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是建立在對傳統資本邏輯的駕馭與揚棄之上的。西方近代社會的演化邏輯是“個人—市民社會—民族國家”，由此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必然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弱肉強食；而中國遵循的是“家—國—天下”的認知邏輯，倡導“以天下觀天下”，超越了西方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狹隘視野，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西方現代化使自然屈從于資本的增殖邏輯，導致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危機；而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財富生產、經濟發展、現代化道路等注入了綠色和生態維度。以資本為基礎的西方文明追求的是單數的文明，必然導致文明沖突；而中國強調“和而不同”，積極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在中國的視域中文明從來都不是單數存在，而是共生性的復數存在。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　　

最后，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資本開創了世界歷史，但資本主導下的世界歷史絕不是世界歷史的最終形態，由于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資本現代性必然會被一種更高的現代性所取代。那些被迫卷入世界歷史的落后國家也不會一直處于被動狀態，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矛盾的不斷演化，落后國家將會沖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束縛，承擔起世界歷史賦予的時代使命，轉化為世界歷史的真正主體。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資本主導的現代性已經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根本缺陷，而馬克思當年預言的新現代性也正在一步步地變成現實。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意味著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更意味著中國要成為一個與英、德、法、美不同的現代化國家，這是一種不同于資本現代性的全新現代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已經溢出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框架，是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揚棄，因而代表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就此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真實反映了時代大勢和世界潮流的發展方向，代表了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不斷演化，一種沖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新格局必將到來，而且也必然會到來！這是世界歷史運動發展不可抗拒、不可逆轉的必然結果。

以實踐為基礎：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哲學研究要透視世界潮流、把握時代精神、切中現實本質，有效解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表明，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一定是哲學社會科學大發展的時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只有把握時代、扎根現實、把脈問題，才能真正在豐沃的實踐土壤中開出燦爛的理論之花。　　

要把握中國實踐及其自主性，僅僅停留在抽象的原理層面是不夠的。“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針對19世紀后期德國馬克思主義“青年派”，恩格斯誠懇地告誡道：“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對于今天中國馬克思主義青年學者而言，恩格斯的告誡仍是令人醍醐灌頂的。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只是第一步，當然也是關鍵一步，因為用哪種“主義”、哪種方法觀察現實，就會得出哪種結論。不過，僅僅停留在原理層面，是不可能真正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發展的。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面向中國現實和實踐，開展扎實的調查研究和歷史研究，將抽象的普遍性轉化為中國社會的具體普遍性，科學把握既定主體即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本質規定及其必然性，才能真正在中國實踐中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守正創新。從這個角度而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青年學者不僅要學好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學懂弄通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更重要的是要運用貫穿其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研究中國現實和中國實踐。“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　　

毋庸置疑，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是英國現代化道路和實踐經驗的理論化結晶。而《法哲學原理》則體現了黑格爾以德國民族的特有方式表達對西方現代性的哲學反思，以唯心主義的方式展現了西歐“市民社會”的演化邏輯，并基于德國語境表達了一種不同于英法現代化的德國國家邏輯。這些著作從不同角度對西歐“市民社會”實踐進行了理論總結，或者說是對英德道路的一種片面而深刻的理論升華，在某種程度上既展現了那個時代和世界歷史的普遍趨勢，也表達了英國和德國統治階級的特殊訴求，對后來的西方現代化實踐、社會思潮和世界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這些理論還存在不可避免的內在缺陷，但我們無法否認它們在世界歷史及其理論譜系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在反思西方實踐和這些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創作了《資本論》，揭示了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本質、發展規律及其必然趨勢，并從世界歷史高度完成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歷史宣判，論證了一種全新的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現實性和必然性。如今，這種新型現代化和人類文明新形態正在中國大地上一步一步地變為現實。那么，如何從理論上總結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經驗，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我們必須以唯物史觀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為指導，強化對中國社會實踐的具體研究，必須充分運用理論思維和抽象力，超越經驗和外在現象，形成對中國社會發展演變機制本質的、必然的科學抽象，然后再通過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在思維中完整再現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邏輯。譬如，從亞細亞生產方式到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演變及其與日耳曼式生產方式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生產邏輯的本質差異，從傳統倫理社會到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的演變機制與西方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演變的本質差異，中國的“家—國—天下”邏輯與西方“個人—市民社會—民族國家”演化邏輯的本質差異，中國土地所有制與西方土地所有制演化機制的本質差異，中國經濟發展邏輯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邏輯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演變的本質差異，農耕生產方式孕育出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西方“市民社會”和私有制孕育出來的資產階級價值觀文明觀的差異，等等。只有通過這種深入系統的實踐研究，超越現象，達及本質規定，才能形成對中國實踐的一般化總結和理論化建構，進而創作出中國版的《國富論》《資本論》等，才能完整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和理論范式。　　

馬克思主義五大社會形態理論只是基于人類社會總體演進形態所做的一種科學抽象，我們絕不能把五大社會形態理論詮釋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線性模式，更不能認為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必須按照五大形態邏輯一個接著一個向前發展，這樣就把這種科學抽象變成了一種線性模式和僵化教條。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證明，只要歷史條件具備，落后國家可以跨越“市民社會”階段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成為未來社會發展的新起點。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形成證明，落后國家只要找到符合本國國情、順應世界潮流、符合人民意愿的自主道路，就能實現社會的華麗轉身，就能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具體的歷史規律是以人的歷史性活動為基礎的，因而其具體存在和實際表現必然會隨著人類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現代化的發展規律也必然會越來越彰顯出中國實踐和中國理論范式的思想偉力。　　

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構建